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中国人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会遵循一个双维度的标准：一是根据身份角色的距离划分；二是通过真情交换和义务履行的均衡来评判。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因其血缘基础而显得尤为重要，而夫妻、兄弟姐妹等关系相比之下略逊一筹。这些关系既是与生俱来的，也由角色身份所固定，因此在情感表达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规范。

费孝通先生将这种基于角色身份的情感称为“等差之爱”，即每种亲密关系都应有固定的情感类型。而梁漱溟则将这一现象称作“应有之情”，指的是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的伦理规范和预期的情感表现。

然而，当个人超越角色身份，与他人的日常互动深入时，便会产生恩怨纠葛，以及对某人的喜恶评价，这便是超越于“应有之情”的“真有之情”。在家庭生活中，由于成员间既有血缘联系又频繁交流，这些最切近的人际往往同时具备最强烈的应有之情和最深厚的真有之情。

对于那些原本并不属于同一家族却因为爱而走进一起的人们来说，他们婚姻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伴侣，更是一个全新的家庭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新娘子需要适应并且承担多方面的责任。这其中婆媳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媳妇对公婆通常只有基于婚姻义务所构建的情感，而非深层次的情谊。

因此，在婆媳之间，因缺乏自然交往基础，“真有的”感情难以建立，只能依靠彼此扮演出的角色来维持一种平衡。然而，当两者都无法满足对方期待时，便可能出现矛盾与冲突——一方追求更深层次的心理共鸣，一方坚守传统中的伦理规范和职责。此刻，我们似乎站在了两个世界之间，无从选择，却又不得不面对这场关于真正感情与社会责任的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