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他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从一个农村青年到学校派“红四野”的头头，再到县武装部和银行的大门——激进、冒险的行为释放了他长期被压抑的自卑和屈辱情绪，但也成为了日后反噬他的“原罪”。这些经历如同一道道波纹，在他的心中回荡。

路遥出生于1949年的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他小时候家里贫困，一贫如洗。他八岁时，父亲带他去延川县郭家村的伯父家走亲戚，那次旅行让他感受到了世界之大，也使得他学会了独立，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在食堂吃饭时，他常常只能吃最差等级的菜，这些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社会分层。

这种饥饿感和匮乏感，如同巨大的黑洞，让路遥的一生都在追求满足和填补。《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1968年，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因为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改变。

1970年春天，当全国整肃派的时候，路遥涉嫌打死对立派“红总司”头头白正基，不久收到了林虹绝交信并退回提花被面。爱情与痛苦交织，而这段经历也成为后来小说《人生》中的重要元素之一。

失恋之后，路遥跑到好友曹谷溪那里哭泣，他们后来握手言和，并且是通过通讯组培训认识了日后的妻子林达。在婚姻上，对于找个本地姑娘是否有能力供自己上大学的问题，他回答：“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1981年夏天，在写作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人生》期间，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与身体健康相悖，但这是他们基本人生的选择——把身体放在低位，把生命填满，使其充实丰富。这份坚持，以及权力所显示出的影响，是他们精神深处植根的事物，也影响了一些行为。

仅二十多天，《人生》完稿。完成后的喜悦，更显得此前的艰辛与付出。此书火爆程度超出了想象，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关于个人奋斗与社会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