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弹性跋扈着他的一生。曾经，他说想回归学术，重拾读书时的钻研精神。他梦想创办一所独立的人文大学，每年招收1000余人，五年后第一批毕业生带来佳话，十年后校园里座无虚席，其中有七成学生来自农村，没有钱上学的孩子。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做了一个不情愿却必要的事：让新东方上市，以筹集足够资金支持他的大学计划。然而，这也意味着许多他希望做的事情被限制，因为需要股东的同意，而股东与教育理念之间总是存在矛盾。

在公司内部，被称作老俞或俞老师，如果有人叫他俞总，他会装作没听见。这导致一上市就大喊状态被破坏，现在则选择忽略一切。“爱骂就骂吧，都听有钱人的意见还活不活了？”他豪迈地说，但同时展现出一种弹性的态度，在适当的时候照顾好股东的情绪。

记者们问多了，他会换个话题：“我们不问了，聊聊天吧。”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创业初期，他贴小广告宣传，与居委会大妈斗智斗勇；甚至花7万元保住新东方门口的小吃摊——两根电线杆子。而现在，他们的总部坐落在中关村金融中心，不再是过去的小胡同违章建筑，他们更懂得与政府打交道。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评价新东方之所以成功，就是“三流文人+痞子精神”。俞敏洪笑谈这点，不仅限于新东方，“任何能把事情做好的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虽然不是自己，但这意思他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