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家庭关系时，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中国人通常会根据身份角色的距离和真情交换与义务履行的平衡来分类这些关系。亲子关系因血缘而生，在中国文化中尤为重要，而夫妻、兄弟姐妹等其他家庭成员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显得较弱。这使得每个人对于这些角色身份所固化的情感表达产生了区别。

费孝通先生将这种基于角色身份规定的情感称为“等差之爱”，即不同的关系带来的伦理规范和情感类型。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不断互动，便会形成恩怨以及对某人的喜恶，这种超越角色身份评价便是梁漱溟所说的“真有之情”。

在家庭生活中，由于成员既有血缘联系又长期朝夕相处，因此同时拥有最深切的心理依赖和最深厚的情感。而当非亲缘的人因为爱意走入一个新家庭时，主要由“真有之情”驱动。此时，他们不仅获得了夫妻关系，还迎来了一系列新的家族责任。媳妇需要面对四方面的人际关系，其中婆媳之间尤其关键。

对于媳妇来说，她婚前与公婆及其家人往往交流不多，所以她对丈夫是真正的感情，而对公婆及其他家人的关心则更多地体现应有的义务。她可能会想：“我不是你从小养大的，我结婚后照顾你，是我能做到的极限。”

同样，公婆也可能心里这样想：“虽然你不是我们养大的，但既然进入了我们的家，你应该像个儿媳一样。”双方都期待对方理解自己内心的声音，却又难以达到满意的地步，因为他们各自强调的是不同层面的感情——一种是基于实质性的互动产生的情感，一种则是基于角色定位预设的情谊。

因此，在解读如《战国时代保安救美女》中的剧集或场景时，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人物间的情感纠葛，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物心理，也许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