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他的个性独立，有主见，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在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干部子弟们吃甲菜，他常常连丙菜都吃不起。在一个敏感的十多岁孩子的眼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悬殊分化的。

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飞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这一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余生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满足和填补。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1968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一要职。但很快，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写。年底12月12日，他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失恋之后，路遥跑到好友曹谷溪那里痛哭了一场。1970年夏天，在通讯组培训期间，他遇见了日后的妻子林达。在林达特地去见了与她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的林虹后，她大哭一场。那一年秋天，当各公社开始向高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再次因为“白振基”案，被北师大和陕西师大中文系拒绝。直到1973年的秋天，当他得以推迟一周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时，这一切似乎才有了转机点。

婚房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窑洞门口贴个“喜”字。他穿蓝衣服戴蓝帽子两人扭扭捏捏隔得老远。那时候作家的群体人人憋着股劲儿，要拿出好作品来。当《人生》完稿后，只二十多天，《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刊发。此后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最关心的是：像干渴的大夸父一样，为何还没有出现另一位如同路遥一般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