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杰

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读了多少篇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凤。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僻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再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然后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使清王朝最终取得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他自古功臣，如同李斯那般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他剿灭太平军后，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先机，他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基础——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蹉跌，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深通官场韬略，就像赵烈文日记中记载的一个细节：当曾国荃攻打南京未能奏效时，他回复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不愿有功，只求无过。这与李鸿章私下解释做出的种种动作形成鲜明对比，而这正是他的智慧所在。

仅此数端足以看出曾氏“精明”已臻最高层次，是非常人可比。那就是尚拙，那就是与众不同的实用性和坚持原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全靠的是那种反复琢磨每个字，每个句子，不懂什么技巧，只知道踏实到底。这让他的学习方式培养出了勤奋吃苦精神。而这种学习方式虽然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成功，不留遗弊。

虽然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就越来越顺。而那些早早进学的人，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经验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在战争中，也同样如此，他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而是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没有一次冒险，没有一次盲目行动，每一步都算到了，都准备好了。

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别人的伎俩和心眼，他都不怕，因为爱李就爱李，对待朋友总是不变态度，让人们感激涕零，最终成为洪杨一役中的关键人物。

当然，最有意义的是他的思维方式，那是一种扎实彻底思考使其避免了中国式思维局限和弱点。不循规矩，却轻逻辑，从量化分析事物间差异开始前行，因此建立起严密学术体系，与西方思维重逻辑、重证据相呼应达成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每遇事件，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用细分方法，把正面再分两面，对负面亦然，将每一个因素研究到位，无含混地带，从而达到透彻理解。而处理完毕，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作参考，这样的精明就在于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上的结果。“真聪明”，就是这样的笨拙；“真巧”，就是这样的拙劣。